就我目光所及，有关丁玲的评论和研究，刊行于世的有王中忱先生、周良沛先生的两本《丁玲传》，引起相当注意的还有陈漱渝先生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李辉先生的《沈从文与丁玲》，以及王蒙先生、邵燕祥先生等的若干文字。对丁玲与左翼文学、与周扬、冯雪峰和沈从文等错综复杂关系的讨论，对她个性世界的挖掘，甚至传主生前不愿涉及，身后也感棘手的问题，均已获得众所周知的进展，这是无须多言的。
像周扬一样，丁玲大概也是很难写的。周扬的难写，是因为与各方面纠葛的线索太多，难免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从两人的出身、人生道路、思想模式某些相似的方面看，写丁玲也有上述问题。不过，她后来的受难经历和女性身份，似乎为人们留下较多的阐释空间：比如，可以绕过不好言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把笔墨尽数落到从50年代末开始的务农生涯上，演绎出诸多令人感言的人生故事。再比如，纯粹站在女性的立场，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可供掂量、切蹉、伸展的话题。当然，还有其它的研究方式。
丁言昭的《丁玲传》当属后者。我感兴趣的是，在她研究丁玲的眼光中，有女作者感性、细腻和体贴的方面，也有女性观察女性时的冷静。前者使她比其他人更容易进入到传主丰富的感情世界之中，用女人的感觉把其超越社会存在和语言文字的潜意识的层面揭橥在读者面前；恕我直言，在评价女作家时，有时候女学者（评论家？）的口吻比男性的更犀利和不留余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使这部传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叙说方式。在丁玲感情生活的人物画廊中，瞿秋白、冯雪峰和冯达作为可研究的个案，是远比胡也频更有价值的。在作者笔下，瞿秋白不仅是较早给丁玲以思想影响的共产党人、女友王剑虹的丈夫，而且也是她在矛盾的心情中喜爱的对象。丁玲在瞿、王结合之后的忽然返回湖南故乡，对王剑虹病逝后瞿再婚的怨怼（于是有了小说《韦护》），以及为烈士瞿秋白人格的辩解和深刻相知，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冯雪峰是以“强者”的形象进入丁玲极其敏感、善感的世界的，他的存在，与冯达的“弱者”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作者看来，冯雪峰和丁玲之间的“失之交臂”未必就是遗憾，在人生的历练上，它或许还是一个考验，不失为人对自己的挑战。这些未必圆满的人生故事里，贯穿了丁言昭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观察，她显然相信，它们实际向人们展示了丁玲思想性格中的一个个“断面”。只有将这些断面重新拼接、组装在一起，研究对象和塑造了研究对象的历史本身，才给人一种“回到现场”的真实感觉。于是，丁玲的理智与感情，坚强与矛盾，这些既属于思想追求，亦属于人性的内容，便随着分析的深入而达到相当的深度。
丁玲是共产党员，她有坚定的信仰，有不屈的意志，有倔强的精神，但她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人之常情。她恨冯达，因为他泄露机密，出卖了她；她关心冯达，因为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比别人更需要鼓励帮助的人；她担心他，因为他是她丈夫，这时虽然夫妻之情已荡然无存，但女人特有的同情犹存。（见第五章《冬夜漫长》）
在这篇小小的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到怎样写现代作家的学术传记这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它似乎无需像文学史那样有宏大的建构，与论文在窄小的篇幅里急于暴露观点的特点也有所区别。然而，它是按小型的文学史来设计、来深思的，对人物及历史的评价，虽然不用把观点暴露得过早，选择性、倾向性却是不能避免的。更值得提到的是，它对各种非学术因素的“抗干扰”能力。一部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传记，首先应该是作者学术良知的证明。我想说的是，作者的学术勇气是毋容置疑的，尽管她对传主活动中的思想史问题还注意得不够，却也不必讳言。
（《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丁言昭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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